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

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

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主要是早年发表的《译名》，和晚年发表的《译诗》两文。

本文选自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2年度影响力图书”

《中国译学史》

陈福康 著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字佩弦，号实秋。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长在扬州。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入该校哲学系。此时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新潮社，并开始发表创作和翻译。1920年毕业后到杭州，从此长期在各地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到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了郑振铎、叶圣陶，遂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重要作家之一。1925年起，长期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授，从此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1931年8月，曾去欧洲游学一年。抗日战争期间，随清华大学南迁，历尽艰辛。这时，他与闻一多成为至交。抗战胜利后，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46年10月回北平，继续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并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日政策，拒领美援面粉，在贫病折磨中逝世。

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学者和教育家。他有关翻译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主要是早年发表的《译名》，和晚年发表的《译诗》两文。

壹

· 译名 ·

前一篇《译名》是一万六千言长篇，共分八节如何把名字写成一首诗，发表于1919年11月15日《新中国》杂志第1卷第7期上。此文未收入他的集子，似已被文学史研究者遗忘，甚至他的友人季镇淮教授所编的《朱自清年谱》中也没有提到。这篇译论，可以视为当时近十年来译学界关于译名问题讨论的一篇全面总结之作。

朱自清认为，“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里来的第一利器”，因此，有关翻译问题的研究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了。而他认为，翻译问题可分两层来说，一层是如何选择原著的“译材问题”，一层是如何不失原意的“译法问题”；而后一层又包含两个问题，一是“译笔问题”，二是“译名问题”。他认为，有关译法问题所包含的两个问题，比较起来还是译名“格外重要些”。“因为名是拿来表示实的，要是名不确当，它那所表示的实也就跟着不确当；译出来的东西的意义自然是模糊影响，不可印持了。那么还能有甚么价值同效力呢?”在论述他对译名问题的观点之前，朱自清还回顾了有关译名问题讨论的历史，从唐·玄奘的“五种不翻”说到十年前“第一个讨论这问题”的章士钊以及胡以鲁等。（略嫌遗憾的是，他未能读到章士钊最初在《国风报》上发表的《论翻译名义》。）他指出章、胡等人所展开的那场讨论“格外重要”，而自己的意见又与他们“略有出入”。

朱自清将历来译名的方法概括为五种：

一、音义分译。即一半译音，一半译义，如“帝释”“忏悔”等。佛经翻译理论中叫“华梵双举”。

二、音义兼译。如“图腾”“幺匿”等。

三、造译。即造新字，或造新义，如许多化学元素名称等。

四、音译。如“逻辑”等。

五、意译。如“端词”等。

朱自清对这五种方法逐一做了分析。他认为，“音义分译”历来少用，原是一种尝试，并不作为正法，其缺点是既不像音，又不像义，所以当摈而不用。（按：朱自清此说值得商榷，其实这种方法还是有用，且常用的。）“音义兼译”则极难，“如要两全，必然两失”，吃力不讨好。“造译”除了译化学书常用外，也很少用，而且这种新字令人音义茫然。所以这三种方法用得较少，近十年来所讨论的主要就是“音译”与“意译”。

朱自清批评胡以鲁不承认“音译”的说法，认为他把“借用”的意义用得太广，而又把“译”的意义用得太狭了。他概括了历来主张“音译”的理由：玄奘的“五不翻”是“秘密”“含多义”“此无”“顺古”“生善”（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九节）；而章士钊等人的理由，除了玄奘的第二、三条和第五条的变相外，还可归纳出新的三条理由——即“音译”的好处——“不滥”“持久”“免争”（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十九节），对此，朱自清又逐一做了分析。

“五不翻”的第一种“秘密”，他认为只适用于宗教经典，原不需普及，且意义神秘，无法意译。第四种“顺古”，则没有什么道理，只是感情作用而已。至于“多义”，朱自清认为可根据具体场合的实际意义翻译；“此无”，他认为翻译本是要让此无变此有，因此也可意译；“生善”，他认为本带宗教色彩，没讨论必要，即使近人将它当“尊重”谈如何把名字写成一首诗，也不妨用意译。至于章士钊说的“免争”，他认为不见得，一是方言不同用字无准，二是主张意译者仍是要争。“不滥”和“持久”确是有道理，他也表同意；但认为其优点仍不能抵过其缺点。朱自清指出，音译的大弊，是令人不解，或易让人望文生义。但他并非主张绝对不用音译，而是认为可用于“所重在音的”（如人名、地名的大部）和“意义暧昧的”（如“以太”之类）名字上。

朱自清认为“意译的办法，用的最多”，“是译名的正法”，也是“造新词的唯一方法”。他分析了非难“意译”者（主要是章士钊）的一些理由，指出：所谓意译“混于作界”，并非即是“作界”，仍然只是立名。意译不能反映原名全部含义，这是难免的；但只须力求确当，能表达原名涵义的大部分就好，至于其全体界说，读者自可继续研究。意译既非“作界”，自然不会像界说那样固定，也尽可随时引申。至于说意译易引起争论，也没有大的关系。他还指出，意译固然比其他译法好，但因可能的译名较多，必须认真选择，挑选表达原义较多、既不滥又不晦涩的词。他的这些分析，都比较实事求是，纠正了章士钊的某些偏颇、含混之说。

朱自清还探讨了采用日本译名及借用西语的问题，强调这方面也必须谨慎比较和独立思考。所谓“借用西语”即音译，他提议在必要时可附写原名，指出这样一方面可借此矫正译名歧异之弊，另方面可逐渐让中文有容纳外文的度量。最后，朱自清又谈了对译名统一问题的看法，认为这固然要靠译名本身的正确，同时也需要人为的力量，这种力量约有四种——政府审定、学会审定、学者鼓吹、约定俗成。他认为这四者当并行不悖。

可见朱自清此文，确实是他经过多时认真思索而写成的力作。他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前人在译名问题上的种种方法、见解，梳理和分析了有关论争，进而一一提出自己的观点。他着重阐析了音译与意译各自的利弊，既鲜明地提倡意译，同时也不简单地排斥音译和借用，总的说来是比较辩证、公允的。因此，此文实际上是对译名问题做了历史总结，基本解决了这方面的理论问题。从此以后，虽然在报刊上也还偶有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但基本未逾朱文所论，所以也就不会引起译论界太大的关注了。

贰

· 译诗 ·

相隔近三十年，朱自清又写出《译诗》一文，收入1947年12月作家书屋出版的《新诗杂话》一书中。在中国现代译论史上，谈论译诗问题的文章，可谓多矣。大多是争论诗能不能译，如何译之类。而朱自清此文也涉及这些，却是与众不同的。一开头，他便谈到：“诗是不是可以译呢?这问句引起过多少的争辩如何把名字写成一首诗，而这些争辩将永无定论。”他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一方面，诗的翻译的事实一直在同系与异系的语言中进行着，说明这是人们所需要的；另方面，一切翻译较之原作都不免要有所损失，译诗的损失也许更多，但除去损失的部分，那保留的部分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他认为，诗可不可以译或值不值得译，关键即在这里，即“要看那保存的部分是否能够增富用来翻译的那种语言”。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地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非常有说服力。

他进一步论述了译诗的“创造的本领”：“译诗对于原作是翻译；但对于译成的语言，它既然可以增富意境，就算得一种创作。况且不但意境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就具体的译诗本身而言，它确可以算是创作。”由于朱自清本身是诗人，又有译诗的实践，所以这些论述也是非常中肯而有说服力的。

此文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简要而全面地总结了我国译诗的历史。他从春秋时代楚歌体的《越人歌》和后汉四言诗体的《白狼王诗》（即《慕化诗》）说起，谈及佛经翻译中的《佛所行赞》等无韵诗，近代《圣经》翻译中的《旧约·雅歌》，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时受到译诗的启示，等等。他认为，第一个注意并且努力译诗的，当推苏曼殊。而新文学运动中，译诗所起作用更大，其间“得特别提出闻一多先生翻译的白朗宁夫人的商籁二三十首”。不过，他认为“最努力于译诗的，还得推梁宗岱先生”。还有赵罗蕤译爱略特的《荒原》、当时一些人译马耶可夫斯基的诗等，都很有影响。除了抒情诗外，他还提到孙大雨等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剧诗，傅东华、徐迟等人翻译的长篇史诗等。总之，还可算是我国译学史上第一次就译诗历史所做的一次综述，虽然还只是谈了几个重要方面和重要译者朱自清是民国时期著名作家的论述不多但比较精彩，但仍比即使今天出版的某些翻译文学史都全面。更何况朱自清还对各种译诗方法和具体译作做了颇为精彩的品评。另外，他还提出了选编一本各家“译诗选”的设想，这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做的一项工作。

《中国译学史》

ISBN: 978-7-5446-7023-4